北京——連續四天，400多位中國最傑出的富有政治才智的人聚集在北京一家賓館煙霧繚繞的會議廳里，焦慮地辯論着國家的未來。

那是1989年4月，中國在進行經濟改革十年後，開始面臨政治自由化的呼聲。幾天以後，天安門廣場爆發了抗議活動，與會者的人生從此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其中有幾位成了今天的國家領導人，比如中國總理李克強；另一些則因被指控支持抗議活動而身陷囹圄或者流亡國外。天安門抗議震動了共產黨，最終以6月4日士兵大舉進入北京、開槍打死了幾百名赤手空拳的抗議者和旁觀者而告終。

曾幫助組織那次會議的陳一諮說，「會議的氣氛是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後來，不可能再召開像那次那樣每個人都願意直抒己見的會議了。」

今年是六四流血事件的24周年，也是共產黨新領導層上任後的第一個周年，新領導層中有不少與1989年事件有密切且矛盾關係的官員。很多如今的高層領導在20世紀80年代還處於他們政治生涯的初期，那個時代，允許什麼、禁止什麼的邊界沒有今天這樣涇渭分明，也沒有被如此嚴格地控制。他們當年的職業和友誼，以及他們有時的觀念與那些在六四之後入獄或被罷免的學者、官員和政治顧問們的有些重疊。

幾乎沒人認為去年11月上台的新一屆中國領導人會推翻官方對六四事件的定性：一場必須鎮壓的反革命暴亂。但是，他們曾陷入當年那次政治試驗的經歷提出這樣一個問題：與其前任相比，如今的領導人是否會對新的想法和討論持更開放的態度。

雖然中國領導人公開辯論經濟改革的不同方法，但是他們對政治改革的呼聲越來越難以聽到。至少在現在看來，任何對20世紀80年代更自由精神的潛在接受，都被晉陞到了高層的那些人所必需的因循守舊所禁錮，這些人害怕自己被懷疑是意識形態異端。

然而，六四事件的教訓以及其壓抑的後果對新領導人來說也許是負擔，如果他們面臨另一次政治反抗則尤為如此，曾擔任趙紫陽助手的吳偉說，趙紫陽是致力改革黨的領導人，在鎮壓發生前不久被罷免。

吳偉說，「對現在的當權者來說，這依然是個沉重的政治包袱，即便他們還不能對此進行公開討論。經歷過那次事件的人現在正值中年或者稍老一點，這依然是他們心頭的一個結。」

據曾參加會議的原新華社編輯仲大偉稱，現任政治局常委的25位委員中有六人曾參加那次會議，今年57歲的李克強總理是其中之一。其他與會者包括國家副主席李源潮，中紀委書記王岐山，以及負責有關宗教、少數民族以及黨外組織政策的俞正聲。

這些後來成為中國領導的人中有不少是在20世紀70年代末湧進大學的，他們渴求知識和自由思想，在之前的10年文革期間，人們只能死記硬背毛澤東思想，大學由於意識形態運動大部分處於關閉或者停頓狀態。在當時的照片上，他們都穿着藍色或者綠色棉外套，提醒着人們那是他們曾希望逃脫的單調遵從。

在天安門動亂的整個過程中，現任國家主席兼黨總書記的習近平在東南部的福建省任地方官員，遠離北京的抗議活動。但他的父親習仲勛是支持經濟改革的共產黨元老，也是胡耀邦的朋友。曾任黨的領導人的胡耀邦因其自由傾向於1987年被罷免，他的突然死亡，使得上千名學生前往天安門廣場表達自己的哀傷，也發出邁向民主的要求。

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Monash University)中國共產黨歷史學家孫萬國(Warren Sun)稱，有些跡象顯示，習仲勛曾間接地表達過他對軍事戒嚴的反對，但在六四之後很快站好了隊。

六四事件發生前，中國在最高領導人鄧小平的帶領下，拋棄了毛澤東時代的意識形態狂熱，開始進行市場改革，允許農民、工廠主以及商人擺脫國家的約束。伴隨經濟改革的是新思想的醞釀、以及對政治開放和文化創新的呼聲，但也遭到黨內保守派領導的一場針對「精神污染」的反擊行動。

北京作家陳子明說，「我們當時都認同的是中國必須進行改革，迫切需要如此。學生和學者之間唯一的真正分歧在於，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哪個應該最先進行，或者是同時進行。」

當前中國的很多領導人在那種如火如荼的氣氛中開始攀登政治階梯，在當時，官員與一些倡導更激進變革的人打交道、甚至對他們表示同情並不罕見。學生時代的李克強曾與胡平和王軍濤有過交往，後二者是積極投身於1980年不受拘束的學生競選的激進分子。朋友稱，有時李克強會參加學校的沙龍，學生們在那裡辯論選舉政治、西方思想以及威權統治的暴行，直到深夜。

朋友稱，那以後，李克強被黨內官員勸說放棄了出國留學機會，當了共青團的一名幹部。

王軍濤說，「當時我們有很多相同的看法。很多讓我們發生分歧的問題那時還沒有出現。」 王軍濤在六四事件後被關押，在1994年去了美國。

其他未來的領導人也有類似的背景。現任中紀委書記的王岐山曾在20世紀80年代與其他年輕學者一起提倡改革死板的計劃經濟，他們被譽為「改革四君子」。在那個十年的後期，他擔任《走向未來叢書》的編委成員，該系列叢書很受學生喜歡。

陳一諮曾是主辦那次會議的政府機構主任，他回憶說曾與王岐山多次長談，也在1988年與李克強有過一次長時間的對話。在提到中國最近退休的一批領導時，他說，「我的印象是，這一代應該比胡錦濤、溫家寶那一代人要更開明。」

到了1989年，分歧導致了共產黨領導層內部的分裂。儘管已出現十年經濟增長，學生和學者卻因為官員腐敗和共產黨不願效仿席捲前蘇聯陣營的政治改革而不滿。更多公眾也因官員特權、以及物價改革帶來的通脹而十分憤怒。

這些矛盾在胡耀邦死後爆發了，當時在天安門廣場上的悼念活動升級為爭取通過向民主邁進以及言論自由來限制權力和黨精英階層特權的訴求。

趙紫陽以及黨內高層其他相對溫和派人士提倡用慎重的政治自由化和新聞自由來平息不滿。但強硬派則認為自由化會帶來危害，不能解決問題。他們得到了鄧小平的支持，鄧小平一直熱衷於經濟改革，而不是政治改革。

民主倡導人士王軍濤回憶了自己與前大學校友李克強在1989年5月中旬的最後一次見面，他說，「在學生時代，(李克強)經常直抒己見。現在他已經不像過去那樣愛衝動。他變成和其他官員一樣的人，對領導唯命是從，但我覺得他仍有正義感。」那次見面時，李克強與一群領導一起勸說學生停止絕食，回到教室中去。

等到5月20號政府宣布在北京進行軍事戒嚴時，趙紫陽已經失去了權力，鄧小平和黨內保守派正在準備對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進行更嚴厲的鎮壓。兩周之後，攜槍的士兵和坦克輾過天安門廣場，中國又經歷了一場清洗和關押的震撼。

據曾經相識的人稱，為了度過這次逆轉，李克強和共青團的其他官員靠無情的實用主義打消了人們認為他們對黨不忠的懷疑。他們參加各種會議，譴責天安門抗議是反革命行為。王軍濤說，「在黨內生存，你必須成為一個機會主義者。」

6月4日的鎮壓發生之後不久，習近平的妻子、軍樂團歌手彭麗媛曾與其他表演者一起在天安門廣場慰問軍隊。一家人民解放軍雜誌1989年發表過她演出的照片，照片曾在今年在中國互聯網上短暫流傳，後來消失了，可見政府對那段歷史仍然很敏感。

曾為官員的吳偉說，「黨的體制會改變人。一旦你走上了這條路，你就學會了一條：如要保護自己，就必須保護這個體制。但是我不相信那個時代沒有給他們留下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