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媒体报道，6月12日，章莹颖案开庭，辩方律师称“我们承认“克里斯滕森”造成章莹颖的死亡”，不过却强调嫌犯“克里斯滕森”婚姻失败、学业失败、滥用酒精，作案时绝望抑郁，并表示章莹颖在死前遭受强奸和折磨。与此同时，章莹颖家属代理律师称：“被告未亲口承认杀人，辩方的策略是以精神问题帮嫌犯免除死刑”。
时隔两年（2017年6月9日），女学者章莹颖案终于浮出水面。虽然，案件的审理还没有最终定论。但是，基本的脉络已经厘清，属于“奸杀案”。并且，辩方律师意图通过“精神问题”帮助嫌犯免除死刑。而这也是，案件本身存在的一个“重大分歧”。
坦白讲，无论是“攻击行为”，还是“凶杀行为”，但凡和“强奸行为”关联，都会触发众多争议。当然，这主要因为，在基本的道德秩序中，“性侵犯”往往被定性为一种大忌。一般来讲，“强奸行为”已经够入刑，再加上“杀害行为”，基本上就可以称得上“罪大恶极”。
所以，在看到“克里斯滕森”将女学者章莹颖“奸杀”时，来至舆论的愤怒可谓直逼脑门儿。甚至，有不少媒体在报道的时候，直接以“令人发指”，“斩首弃尸”，“残忍暴虐”等言辞直击案件的严重性。总之，“克里斯滕森”一只脚已经走进地狱，就差审判结果的最后一推。
只是，回到案件本身上，通过“精神问题”帮助嫌犯免除死刑的策略，到底行不行？这其实更关乎“奸杀行为”的成因问题。一般来讲，“奸杀案件”都是“先奸后杀”，其实也很好理解，就是“作案者”为逃避或掩盖罪行，进行灭口的一种方式。
只可惜，“天不藏奸”，随着“刑侦技术”，“监控设备”的不断进步，“作案者”往往都难以逃脱法律的制裁。但是，对于“奸杀行为”的促成，却呈现出五花八门的成因。但是，总的来讲，“强暴谬论”算是较为核心的驱动，并且成为不少“作案者”自以为是的作案理论。
对“性现实”的歪曲理解，让很多男性误以为“女性欢迎骚扰”。通常来讲，不少男性认为，在两性关系上，女性在说“不要”的时候，并非真的意味着“不要”，而是意味着某种“调情和撒娇”。但是，这也仅限于“亲密的两性关系”上，并且还并不绝对。
只可惜，一些“作案者”在侵犯时，往往认为“被侵犯者”是快乐的，并且自己也会因为“被侵犯者”的反应，而达到最大的满足。这种心理的驱使下，一些人的自我约束底线就会动摇。并且，当“被侵犯者”处于孤立无援的情境下时，就会生发恶念，酿造恶果。
只是，对于这些侵犯者而言，在生活中可能表现的还很正常。所以，往往人们在看到结果时，会表现出的“错愕”和“惊诧”。因为，“作案者”明明很正常，为何会犯下如此的行为呢？事实上，“行为和人格”往往是隐蔽的，跟人的喜好差不多，所以很难判断。并且，也只有真正意义上的“精神病人”才可以算是“行为异常”。一般人，只能说是“个性异常”。
然而，对女性的攻击，“色情文学”可能是触因，但并不绝对。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一个人在“原生家庭”阶段，有没有受到“约束教育”。比如“生命是个大事儿”，“不能侵犯别人”等。这些问题，有的人可能自我觉解，但是，绝大多数人，还是需要言传身教才能形成对应的观念认知。
所以，作为父母来讲，对于孩子的“生命教育”很重要。不仅要告诉孩子要保护好自己的生命，也要最大限度地让孩子尊重他（她）人的生命。总之，不能轻易的伤害生命。就如特德·邦迪（1989）在其一系列奸杀案而被处决的前夜，承认“色情文学”的毒害。抑或是一种自我开脱：“色情文学中最有破坏性的种类是性暴力”。
特德·邦迪强调，“色情文学”就像是上瘾。你不断的渴望得到某种更有破坏性的事物，这种事物给你带来更兴奋的感觉。并且，等到色情文字所能达到的极致，这时候你就会开始想：“也许真正去做会给你带来超越阅读和观看所能带来的满足和快感”。就如罗宾·摩根所言：“色情文学是理论，强奸是将其付诸实践”。
与此同时，在媒体传播中，因充斥着男性对女性的骚扰，虐待，以及胁迫的画面，人们已经司空见惯。但是，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媒体还要尽可能地表达“惩治的后果”。只有如此，才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侵犯案件的发生。总之，“侵犯行为”的产生，根本上是认知的问题。
希区柯克曾说，电视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它把“凶杀行为”带回本来的家。观看电视中的凶杀是一种很好的治疗，它能帮助消除一个的情绪和对抗。其实，也就是惊悚片和恐怖片存在的意义，除却娱乐本身，也有缓解压力等作用。但是，观看的前提是，认知上要健康。
不过，也有人认为，暴力事件的升级，多半和“媒体暴力”相关。就是，媒体在传播的时候，将暴力事件事件太过轻描淡写。不过，总体上来讲，这种相关性并不严谨。因为，作为人类本身，是有自己的判断的。于此，在作出恶行的时候，无论怎样，都难以回避事实。因为，“不能因为自己有问题，就拿别人去发泄”，这对于道德上和法理上，都是讲不通的。因此，就章莹颖案中的凶手“克里斯滕森”，偿命的可能性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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