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派民乐”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陕西民族器乐创作与演奏领域形成的、具有秦风秦韵风格特色的一个音乐流派。鲁日融先生是发展"秦派民乐”、弘扬"长安乐韵"理念的积极倡导者，他长期扎根民间，为陕西民族音乐事业辛勤耕耘，奉献毕生，并见证了西安音乐学院的发展历程，成就了自身传奇般的音乐人生。他充满进取、具有前瞻意识，以自身的专业视角，为“秦派民乐"的发展做出了具有幵拓性意义的历史功业。

一、“秦派”理念的形成

鲁日融1933年6月出生于湖北均县，生长在书香门第家庭。1949年5月在湖北均县参加革命文艺工作，后入陕南区党委文艺工作团担任二胡与小提琴演奏员。1951年，考入西北艺术学院音乐系（西安音乐学院前身），幵始了他专业音乐的学习生涯。在校期间学习了大量的民歌、戏曲，以及西欧、苏联音乐，这为他日后的创作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艺术学院还处于创业阶段，师资尚未健全，民乐教师师资匮乏，而在二胡专业上第一年还没有教师上课，他主要靠自学。1952年秋，学校调来了曾在晋绥边区服务剧社任演奏员的油达民先生担任音乐系二胡教师，成为鲁日融的专业主课老师。由于师资匮乏，音乐系的53届（首届）、54届毕业生中大部分留校任教，鲁日融就在其中。

1954年鲁曰融留校后，开始步入音乐教育、创作、表演的实践，同时担任了民族器乐教研室主任、二胡教师、民乐队（合奏课）指挥。在此期间，鲁日融还跟随作曲系学习和声、复调、配器、曲式，还学习了钢琴。他意识到："专业上能开花结果，往往不是单一的专业带给你的，要有广泛的外围知识，学习作曲、兼修钢琴对于乐队创作有非常大的帮助。“（鲁曰融语）这种观念正是在专业音乐教育背景下，从事民乐事业的音乐人逐渐转变并建立起来的新观念、新意识。

毕业留校至"文革”前是鲁日融创作的旺盛期，二胡与民族乐队作品是当时鲁日融创作的主要领域，50年代先后创作了民乐三重奏《塞外情》、民乐合奏《丰收序曲》《跃进新歌》等作品，随后将两首合奏曲改编为二胡独奏曲《迷胡调》和《秦腔主题随想曲》《与赵震霄合作）。伴随着岁月的洗礼，这两首二胡曲在时代的沉淀中被保留下来，成为了 “秦派二胡”的代表作品，同时也是中国二胡曲库中的经典佳作，这样的结果对于当时只有二十多岁的鲁日融来说是完全未曾想到的。在1961年举行的全国二胡教材会议上，他又推出了《二胡教程》（上、中、下）三册和六首二胡独奏曲（《信天游》《丰收道情》《欢乐的秦川》《摇篮曲》）等。1963年首届"上海之春” 二胡比赛中，由他本人演奏的《迷胡调》《秦腔主题随想曲》荣获优秀新作品演奏奖，这成为了鲁曰融人生与"秦派民乐”形成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并引发了一场“蝴蝶效应”式的连锁反应。正是由于一次教材会议与一场二胡比赛，鲁日融和他创作的这两首作品在业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开启了鲁日融创立"秦派二胡"的构想，同时在20世纪80年代后引发了更大范围的此类作品的产生。

二、“秦派民乐”的辉煌岁月

从“秦派民乐”的发展历程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其发展最为重要的阶段，是"秦派"音乐家群体公认的最为辉煌的时期。我们可以看到：在鲁日融的影响下，"秦派"音乐家群体初步形成，包括专业作曲家的加盟，他们主要在西安音乐学院共同服务于秦地的民乐事业；以秦地民间音乐为素材的创作开始辐射于民族器乐的各个领域，作品的数量多、影响力大，如：竹笛独奏《秦川抒怀》（马迪曲）、古筝独奏《秦桑曲》（周延甲曲）、扬琴独奏《忆事曲》（刘惠荣、周煜国曲）、管弦乐《音诗•骊山吟》（饶余燕曲）、《长安社火》（赵季平、鲁曰融曲）、琵琶协奏曲《祝福》(赵季平曲）、琵琶独奏《谓水情》（任鸿翔曲）、管子协奏曲《丝绸乏路幻想组曲》（赵季平曲）、打击乐《鸭子拌嘴》《老虎磨牙》（安之顺曲）、《关山随想》《丝路驼铃》（张列曲）、二胡独奏《蓝花花叙事曲》（关铭曲）、《曲江吟》（鲁曰融曲）等，这些作品成为了 “秦派民乐”和"长安乐派”形成的重要基石；八十年代西安音乐学院从演奏到创作频繁获奖，通过在各类比赛中所获得的佳绩，取得了在全国民乐事业发展中令人瞩目的位置。在这些辉煌成绩的背后，鲁曰融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文革"结束后鲁日融重回西安音乐学院行政岗位，将事业的重心转向了管理与教学，幵始肩负起了发展具有秦地特色的民乐事业的责任。鲁曰融在担任西安音乐学院副院长期间，为民乐的发展创造了更多的机遇与空间，并凭借他在民乐界几十年的实践经验，建立起了一套民乐教育思想。他提出学院要办出自己的特色，就必须要坚持发扬两个传统，即，周秦汉唐的优秀民族文化传统与延安鲁艺的革命文艺传统。当时学院的教学活动基本围绕着这两个传统而幵展。

在民乐人才培养与课程设置上，鲁日融始终认为，民乐应该贯彻培养复合型人才的教育理念，强调"一专多能"、"博釆众长”；为增强学生的合作能力和综合素质，鲁日融将合奏课列为四年学习中的必修课程；在基础理论课程设置上贯彻了突出地方特色的办学理念，利用地域优势幵设了《民歌》《戏曲》《西部音乐概论》《长安古乐译谱》《陕西音乐文化史》等特色课程，从教学上进一步加强了学生的地域意识。此外，规定民乐系本科学生毕业时要完成一场音乐会，一篇论文，一首民族器乐作品的创作（后来称为“三个一工程”），通難難《、職料、鮮自践以展现畔鮮观果。这-举纖实施直翻动了民乐系师生的创作热情与潜能，产生% 了一批独奏、重奏作品，其中有一些作品广为流传，成为了 "秦派民乐”的代表作品。

随着全国各种演奏比赛和国际文化交m細增乡，对龍赫職離特色的民乐作品的需求有了更高的要求，在鲁曰融的倡导下，1983年在民乐系挑选了从事民乐演奏，同时又热爱作曲，并且确实有曲才能的青年教师送作曲系进修，随后组建民乐编创教研室。在学院体制下建立的民乐编创室，贯彻了学院所设定的，以陕西风格为特色的民乐创作，来实现其地方特色的办学理念，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创作者与演奏者对"秦派民乐”的认同。在整个八十年代，编创教研室创作了不少具有地域风格特色的民乐作品，在校内外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作为西安音乐学院民族管弦乐队的创始人，鲁曰融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从留校任教起到离休，他一直都是合奏课的指导老师和乐队常任指挥，为乐队编创了大量作品，培养了众多名家。合奏课不仅是民乐系师生的演奏实践平台，同时也是作曲系师生创作的"试验田”。民族乐队有它的特殊性，是一个属于还在探索期的领域，专业作曲家必须通过聆听、体验、沟通才能创作出适合于民乐队演奏的作品。饶佘燕的管弦乐《音诗•骊山吟》，赵季平的琵琶协奏曲《祝福》，鲁日融与赵季平合作的《长安社火》都是作曲家在边写、边听、边排练中修改完成的。专业作曲家介入到民乐创作中，给民族乐队创作注入了新的演奏技法和创作理念，并达到了具有交响性的音响效果。同时乐队成员通过新创作作品的演释，大大提高了乐队的视奏能力和整体的艺术表现力。1992年，鲁日融执棒的合奏课获得陕西省高校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随后又被教育部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

综上所述，20世纪80年代是鲁曰融将其民乐思想化为实践的重要阶段，从办学宗旨、人才培养、课程设置、音乐创作、乐队建设等方面，西安音乐学院的民乐发展进入了更为合理、系统的阶段，迎来了八十年代辉煌的办学历程。

在音乐创作上，1977年至1994年间，鲁曰融虽然担任了繁重的行政领导与教学工作，但在创作上依然笔耕不辍，先后创作了十余首作品。1981年他与赵季平合作的民族管弦乐曲《长安社火》是"秦派民乐"在八十年代非常重要的代表作，并在1983年全国第三届音乐作品的评选中获得三等奖。鲁日融其他几首以陕西元素为背景创作的器乐作品，如二胡与乐队《曲江吟》、管弦乐《欢庆序曲》、室内乐《蝶恋花》《寻觅》等作品，也在国内音乐作品评奖中获奖。这种以挖掘本土文化为取向的创作方式在当时形成了一种风尚，在鲁日融的影响下，一时间掀起了秦派民乐创作的热潮，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三、“秦派理念”的宣传与推广

1994年鲁日融先生从学院的领导岗位离休，但他并没有享受清闲的离休生活，而是继续为他的民乐理想而奔走忙碌。他频繁出访曰本、东南亚和我国香港、台湾地区，以及全国其它音乐院校讲学、举办音乐会，凭借个人影响力，对“秦派民乐"进行了有效的推广传播。与此同时，鲁日融还撰写了不少有关教育思想、民乐理念以及发展"秦派民乐""长安乐派”的学术论文，如《国乐教育在高等音乐教育中的地位》（1994年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中国新音乐史论文集》刘靖之、吴赣伯编）、《重视民族室内乐作品的创作与演奏推广》（《人民音乐》1999年第五期）、《现代国乐专业教育及乐队建设的世纪回眸与展望》（《交响》2001年第二期）、《陕西现代民族管弦乐作品创作50年纪实，兼论长安乐派的形成与发展》（2009年陕西《艺术界》第二期）、《"秦派二胡”的形成与发展》（《中国音乐》2012年第三期）。在鲁日融的倡议与组织下，2008年12月、2009年10月先后召开了 "长安乐派”学术研讨会、"秦派二胡艺术论坛"国际研讨会，这些会议的召开进一步扩大了 "秦派民乐” “长安乐派”在业内产生的影响力，并引起了理论界广泛与持续性的关注与探讨。

结语

鲁曰融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民乐人，他的艺术经历与共和国的发展史同步，不论艰辛与坎坷，还是收获与辉煌，他始终坚守着自己的艺术理念。通过音乐创作的引领、民乐思想的贯彻、秦派理念的宣传，鲁日融每一阶段的实践深深影响着"秦派民乐”"长安乐派‘’的发展。鲁曰融先生谦逊地评价自己："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民族音乐工作者，是时代造就的能上能下、自觉为民族音乐事业奉献的一个园丁。值得庆幸的是，耄耋之年的我仍能为民乐事业的发展发挥余热而感到欣慰！ ”鲁曰融先生的经历让我们感受到，_个人凭借着一辈子干好一件事的执着精神，成就了一份卓越的事业。在信息时代、在万事瞬息变化的今天，这是一笔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鲁日融的经历与精神，值得每一位后辈品味与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