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劇情簡介】 
發生於德黑蘭近郊一個窮困的小村落裡，一對狠心的父母從雙胞胎姐妹出生起，就將他們關在任何進出口都裝有鐵欄杆的家裡。鄰居的投訴，換來了社工人員的注意，將他們倆從鐵屋”中給救了出來。不會言語、不曾離開家門的兩姐妹，他們倆的遭遇會是如何？

在伊朗德黑蘭郊區住著一對窮困的夫妻。老邁的丈夫只能外出賣些薄餅與冰塊的小生意來維持家計，他的妻子雙眼全盲，從來不肯走出戶外一步，別談對丈夫的幫助，也無法打理家務。為了能安心出外工作不讓那些將球丟入庭院又攀牆入內的男孩騷擾，丈夫將雙胞胎女兒從出生後就一直關在屋子內，以致兩名女兒雖已經快十歲了，未曾受過任何教育、不曾洗過澡，更不曾踏出過家門一步。

鄰居們再也看不下去，眾人聯名向福利局申訴。福利局派了一名女社工前來處理，見到薩哈與麥索梅這對雙胞胎被鎖在屋內。目盲的母親索拉似乎排斥社工及鄰居干預她們的家務事。

社工人員強制將雙胞胎帶往福利局，引來媒體記者大肆報導，甚至有記者誇張地描述兩名小女孩是如何被鐵鍊鎖住。丈夫趕往福利局並向社工人員保證日後一定不會將二女鎖在房子內，社工警告若再有類似的情形，福利局將開始接管二女。

但丈夫將二女領回後，依然在出外工作時緊鎖門戶，社工人員來探訊，鄰居也紛紛抱怨為何已將二女帶離卻讓二女回來？丈夫對社工人員的再訪也是滿腹怨言，表示為了養家活口，不得不出外工作；之所以這麼做無非是為了二女的安危著想。丈夫並抱怨媒體誇張的報導使他名譽掃地。

社工人員只好強索鑰匙並放出二女，要她們出外交朋友；同時也將這對夫妻鎖在屋內，要他們體會一下被關在屋內的滋味。兩女出來後買冰淇淋卻不知付錢；看見喜歡的蘋果也不知必須以錢交易，所幸二女交了兩名同年齡的女孩，不但陪二女玩跳房子；更帶她們回去向父親要錢以便買蘋果吃。而社工人員交給丈夫一把鋼鋸，要丈夫自己鋸開鐵窗，否則兩人將永遠被關在裡面。

兩女在外一陣遊蕩後，證明社會存著許多溫暖；二人也渴望著更寬闊的視野與世界。社工要她們用鑰匙將門打開，並放出了自己的父母。而最終連目盲的母親也在這樣的驅動下走出了屋子。

【本片分析】 
「蘋果」的劇情平淡得就如同早上上班時路過巷口所發生的某一件不起眼的事件，就戲論戲，實在無法構成一部電影的要素。但因為在一九九八年拍攝這部電影的導演莎米拉．馬克卡巴夫是一位只有十八歲的女子，加上這些令人驚嘆的傳奇，使得本片入圍了當年坎城影展，也創下了入圍導演最年輕的紀錄。 

事實上莎米拉在八歲時就曾在自己的父親執導的影片中擔任演員，耳濡目染中走向導演之路就不足為奇了。本片固然入圍了世界各大影展，但真正讓莎米拉大放異采的是二○○一年廿一歲時執導的影片「老師的黑板(The Blackboards)」在坎城影展中勇奪評審團大獎，而莎米拉也成為伊朗影壇的明日之星。 從某一個角度而言，能將如此疏淡的題材拍成一部電影，突顯了創作者的才氣。而「蘋果」這樣的電影雖然延續過去伊朗電影的風格與調性，卻巧妙地將視覺焦點從過去的「貧窮」轉移到伊朗民生水平的提升，甚至是女性自主的意識抬頭。 

影片以社區居民聯署申訴而集體簽名的畫面作為片頭，這樣民主化的程序對過去人們對伊朗這個國度的認知是較模糊的；但隨著女性社工人員的出現，並強力介入這個事件中，觀眾較能體會到「女性動力」在伊朗這個國度的掘起。有趣的是由女社工到街坊鄰居的探訪中，讓觀眾見識到伊朗家庭主婦的「善良」與「決斷」，這些微細的情境與角色呈現，在過去的伊朗電影中並不容易尋求到類似的詮釋。 將女兒反鎖在屋內而犧牲了她們讀書及與外界接觸的機會，引起了鄰居的反感與不滿。這段緣由與情節透發了伊朗的「民主機制」相當先進，與世界的民主國家是同軌的。 

「社工」人員的介入也呈現了某一程度的社區精神。重要的是這些現象，代之而起的是婦女當家的新映象訴求，這一點改變是相當重要的。 莎米拉以「蘋果」這種紅艷的水果來詮釋一種心靈開放的象徵與目標。對於兩名長期與世隔絕的女孩而言，冰淇淋與蘋果都是對外追索的本能慾望；當壓制的門栓打開之後，必然會引來許多的撞擊與不安。但就生命個體與心靈自由的追求而言，這種衝突是不得不的必然。而在此之前，兩名被禁錮的小女孩卻也懂得以喝剩下的水杯伸出鐵窗外，吃力地用水淋澆那盆綠色盆栽。好不容易澆到盆中的水，不僅滋潤了奄奄一息的盆栽植物；其實也恰當地滋養了兩個姐妹的生命與靈魂。 

兩姐妹聽到對面住戶有嬰兒哭聲，情不自禁地拿起湯匙敲響著鐵窗。這是對生命的呼喚，從而顯露自己存在的真實。 伊朗電影慣常輕描淡寫地呈現一些生活現象，似乎不想大張旗鼓地為人性衝突作強烈的控訴。或許就是這種「清淡」的敘述手法，才使得伊朗電影始終被界定在「樸素」的特殊風格之中！ 寬容似乎是所有伊朗影片在詮釋宗教的精神時常常突顯的主旨。片中的丈夫看得出一生的坎坷，而他的神似乎對他並未曾有過任何恩典；反而將人世間所有的不幸加諸在他身上。貧窮無工作，妻子全盲，卻必須強忍悲痛一步一步地走下去。不曾埋怨過神，只是在不順遂時會祈禱他的神儘快引導他走向死亡。

 這種一反常態的祈禱雖然表面上並無太多的埋怨；其實卻是出自內心對現實的控訴。但這只是一種表相的呈現，影片中的每個角色不管身分為何，其實都還是被建構在預先設定的「寬容」世界中，這樣的安排讓觀眾更容易理解在宗教的規範中伊朗人民的心靈認知，但就戲劇而言就較缺乏人物性格的立體性。 

「蘋果」這部影片的很多細節是為了在體制上向西方國家看齊與跟進，卻也暴露出許多觀念的不足。好比說社工人員可以在主人不在家時借用鄰居的梯子「侵入」私人的住宅空間；不管社工人員的立足點是否善意，但民主的法治觀念與這種認知還是有段距離的。 社工人員送給兩姐妹梳子與鏡子，並勸兩人出外去交朋友，這無非再一次告訴觀眾伊朗民眾的觀念變化，雖然父親最後也告訴女兒：女人都必須嫁人，但原則上這對父母的困境並未獲得釋放。全盲的母親為了尋找走出的女兒與丈夫，不得不從屋內走出。蒙著頭巾，卻被對面樓上的小男孩以繩子綁著一顆蘋果的「誘惑」，而在原地喃喃叫著女兒的名字。這也是走出自我的另一個詮釋，因為蘋果的顏色與香味代表的都是一種新的心靈意境與層次，雖然母親索拉無法看得見眼前的蘋果，但在觀眾的映象視覺中則是另一次的洗鍊。 

「蘋果」這部影片的意識型態有著許多的突破，但其拍攝手法與映象詮釋畢竟略顯生澀；只是以一名十八歲女孩的作品而言，還是值得觀眾喝采，這對台灣的電影界多少也會有些啟發作用的。